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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“于博诉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”始末 天价“总裁班”只管盖章收钱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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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于博诉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”始末 天价“总裁班”只管盖章收钱？
清华大学、“总裁班”、身价千万的公司老总、办学合作者揭内幕，当这几个看似无关的关键词碰撞出“火花”时，情况会怎样？
于博的诉讼、知情者的现身，将以往各取所需、你情我愿的高校继续教育，一下子推到社会放大镜下。与越办越多的培训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继续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存在严重缺失。
于博，辽宁省沈阳市一家贸易集团总裁，花3.7万元上了清华大学的“总裁班”，自觉上当，打了一场备受社会关注的“培训门”官司，一审落败。
就在于博郁闷之时，张某的出现可谓“峰回路转”。这位某知名大学“变革管理与领导潜能开发高级研修班”项目负责人，除主动联系于博表示声援外，还准备和与自己有培训协议关系的那所大学对簿公堂。
“这很可能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”一位业内人士表示，即便只是一场口水仗，名校的金字招牌与金钱之间的眉来眼去，也将变得不那么热辣和赤裸。
没上一天课照样结业
2008年1月，于博花3.7万元后，成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“总裁班”学员。开班后，招生广告中承诺的林毅夫、郎咸平等多名专家、学者均未到场授课。而且，教师整体素质不佳，原定60人的小班“增肥”为170人的大班，教学组织管理混乱、授课时间严重不足。
同年10月，于博以个人名义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今年大年初一，他收到了判决书。因为所提供的“总裁班”招生宣传的网页资料，不是从清华大学及其继续教育学院正式的网站上下载的，清华大学否认与这些网站有合作关系，证明不了清华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进行虚假宣传；而研修班教学质量到底怎样才算合格，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，而他提出的教学质量问题，清华大学已进行了整改，所以，法院认为“并不足以认定清华大学构成违约”。
就在于博准备上诉时，张某主动浮出了水面。张某说，办研修班双方合作最核心的是利益分成。按照他与校方的协议，如招生人数达到45人，所收学员学费按如下比例分配:甲方(某大学培训中心)占60％，乙方占40％；如果招生人数低于45人，乙方坚持开班，所收学员学费分配比例甲方视具体情况要高于60％。
在张某提供的他和某大学培训中心签订的有关协议中，作为甲方的培训中心有四项权利和义务:审查学员入学资格，负责为学员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备案；审订乙方提交的教学课程方案；审查乙方所联系的师资人选；负责学员的成绩考核，向全部课程合格的学员颁发结业证书。
“他们做到了几点呢？据我所知，有的学员一天课也没上，也拿到了结业证书。就连那张鲜红的结业证书外壳都是我花5元钱从小卖部买来的。”张某有些愤愤地说。
读书只为建立关系网
面对一些知名高校接连曝出的高级研修班纠纷，一位培训学校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根源所在:“都是高额利润闹的。”
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一个收90人的“总裁班”，每人收2万元学费，总共上20天左右的课，平均下来，每天学校收取的学费近9万元，但讲师费和其他费用加起来，平均每天4万元都不到。
面对如此“名不副实”的“名校”“天价”研修班，为什么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呢？
喻先生，北京某建筑企业总经理，2006年3月报名参加了一所名牌大学的“总裁班”。学费近两万元，学期为一年，每两个月上3天课。全班有90多位学生。
喻先生说，虽然最后没学着什么，但朋友还是交了些。“选择这种‘总裁班’的，大多是企业老总或地方官员，算是比较成功的人士，借此也可以结交一些生意上的朋友，也算是这种培训班的一个卖点吧”。
缺失行业标准和法规
据了解，“继续教育”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的。随着“终身学习”、“学习型社会”的理念被公众认可，高等学校在继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。2000年，中国高校继续教育协会成立，作为其日常办事机构的秘书处也设在清华大学。而来自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，仅2007年在该校参加面授培训的人数就达5.9万人次。
北京市教委96391热线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，以非学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机构，不属于教委管理范围。按照规定，短期培训班、培训中心等培训机构在结束培训时，如不向学员颁发诸如毕业证、等级证等具有国家承认效力的证书，就不需要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，也不需出具教育部门颁发的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》。
北京京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云林告诉记者，与越办越多的培训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我国继续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存在缺失问题。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三条也明确规定，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，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。但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规定，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、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，在法人结构等方面有统一的制度安排。 (赵丽 杜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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